使她放弃自杀的不是家庭和友谊，而是被遗忘的她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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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时候总觉得活着很痛苦，很累。”在接受访谈的时候，小岚不止一次提及自己从中学开始就经历的抑郁时期。
小岚来自雷州，皮肤黝黑，讲一口粤式普通话。22岁的她已经外出打工7年了。
家和亲人未必是港湾
14岁那年，她决定离开自己的家，和堂姐堂妹一起来到了深圳打工。这里还有她的在外打工多年的表姐，可以照应她。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间做电子烟的电子厂做流水线普工。一到周末，她就会去表姐的厂里学做模具。
“模具厂很脏，噪声很大，我每次都会把手搞得很脏。但是我挺喜欢的。因为车间里噪声很大，所以我不需要和别人说话，表姐找我说话，我就假装听不到。”
光是想象一下这种工业噪音，我也会不自觉地皱起眉头，下意识地感到神经紧张。但是在她眼里，这种噪音却是逃避与别人交流的好地方。
小岚有三个哥哥。他们都和小岚一样，沉默寡言，兄妹间也很少交流。
“我的父母平时很少和我们说话，却总是要求我们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。TA们很怯懦，每次被村里人欺负，TA们只知道忍。”在小岚眼里，哥哥们和父母都不是自己可以倾诉内心世界的对象。
在富士康工友跳楼事件发生之后，关于新生代工人的精神健康研究渐渐丰富起来。早期对外出务工者的研究基本上有一个相似的结论：家庭和亲人给打工者提供了首要的精神支持。
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强关系与弱关系理论认为，人际关系的强弱可根据交往双方的互动频率、情感卷入程度、亲密关系和互惠交往次数四个指标来测量。双方交往次数多，感情好，就会形成亲密关系的强关系，不紧密或间接联络的社会关系是弱关系。早期的研究通常把亲人，朋友定为强关系，而同事和其他人定为弱关系。
社会网络分析强弱分析示意图
这些深奥的研究成果，小岚不会读到。就算读到，她可能也会发出冷笑。因为家一直是她想要逃离的地方。这也符合最近学者们对新生代外出务工者的研究发现：和老一辈的外出务工者相比，新生代的TA们有更强烈的融入城市生活、获得他人认可的意愿。社会交往越积极的TA们，获得的社会网络支持就越充分。
可以联想到，因为童年的不愉快而拒绝与人交流的小岚，并非不需要与人交流。相反，她是一个内心世界矛盾而复杂，情感丰富而纠结的人，她渴望被关心，渴望朋友。
唯一信任的朋友欺骗了我
在外出打工的第二年，小岚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自己可以信任的朋友：贵州大姐。
“她是我在做第一份工作时认识的。那时候我刚进厂，因为年龄小，活儿又不熟练，一些老员工就会欺负我们新来的，经常骂我们。但是，和我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的贵州大姐就对我很照顾。”后来，小岚还和贵州大姐一起外出合租房子了。
但说是合租，房租却都是小岚一个人交的。那位贵州的大姐从来不提、不主动交房租。腼腆的小岚也不好意思问贵州大姐分摊租金。小岚经常为两人买菜做饭，甚至会帮大姐洗衣服。
听到这里，我大概明白了：这不过是一个在外打工多年、喜欢占便宜的大姐，看中了小岚的单纯和天真，在她那里蹭吃蹭住而已。
但在那时候小岚只知道大姐对她很好，渴望被关心的她很珍惜这个朋友，所以从来都不敢提房租和水电费的事情。
两三个月之后，贵州大姐告诉小岚自己怀孕了，同时又验出了甲亢，需要钱回老家治病。于是小岚把自己仅有的2000块钱积蓄全都给了她。
然后那位大姐就彻底消失了。她还把小岚的QQ拉黑了。
大姐伤害了她，刺痛了她那颗脆弱敏感的心。
“在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拒绝与人交朋友，我对所有人都有深深的不信任感。我甚至敌视他们。”时隔7年，小岚在谈及这段被骗经历时依然有点激动。
被欺骗，似乎是每个初次外出打工者都逃脱不了的“宿命”。
身无分文的小岚通过各种方式找贵州大姐，甚至守在她丈夫打工的厂门苦苦等待，期望能从她丈夫那里拿回这笔钱。但是，无论她用了什么办法，她也没有再见过贵州大姐和她老公。
走投无路之下，她只能哭着打电话跟妈妈说自己没有生活费了。她不敢和妈妈说自己被骗了，因为那样妈妈就会要她辞职回家。她只好编了个谎言说自己把钱给丢了。
贵州大姐离开后，小岚开始失眠。每天下班回到家她就只看一些无聊的电视剧、绣一下十字绣，消磨时间到凌晨。然后昏沉沉睡两三个小时，起床去上班。她从不和厂里的人出去玩，整天整天地不说话。
因为丢了钱又不肯回家，她和妈妈在电话里争吵了几次。之后，她也不想再给家里打电话了。
正处于敏感脆弱人生阶段的她，关上了自己的内心世界，还在外面裹了好几层防护，孤独地蜷缩在里面。
一个人在异乡的孤独无助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的。厂里的工作忙碌、紧张却又重复、无聊，外出打工的第二年，15岁的她每天麻木地往返于流水线和出租屋之间。
有时候，她会一整天情绪低落，也曾经想过自杀。
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，世界抛弃过无数像小岚这样背井离乡、把绚丽的青春消耗在流水线上的少女。她们也曾天真烂漫，她们也曾对未来充满无限想象。
2013年，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下班路上，小岚随手接过一个人发的一张报纸。这种在街边发的小广告，小岚已经习以为常——她猜拿到手上的，多半是妇科私人诊所广告吧。
她下意识地接过了那份报纸，走了几步正准备扔掉时，“招募义工”四个大字让她的神经紧张地抽动了一下。
她想起小时候爷爷告诉她，“义工”是做志愿者，是帮助别人的，是好人。这句话在她的心里埋下了种子，她小时候也很想以后可以做义工，想去帮助别人。到深圳之后，她曾经想到共青团深圳市委发起的义工联做义工。但是因为要填很多资料，她觉得太麻烦，便放弃了。慢慢地，她已经忘记了这个小小的愿望。
然而，这份无心却又似乎命中注定的报纸让这颗种子破土而出，发了芽。即使她无助，孤独，漂泊，内心纯真善良的她依然有去帮助别人的冲动。
带着好奇，她申请加入了报纸上提供的QQ群号。因为被欺骗的经历，这次她学聪明了。连续好几个月，她都只是暗地里观察群里的工友和义工的聊天，从不发言。
年底，小岚想换一份工作，多学一点技能。但是工厂不肯放人，还威胁要扣她工资。这是很多打工者都曾经闯过的“辞工难”大关。百般无奈之下，她带着试一试的心态打了那张传单上的机构的咨询电话——这个机构就是后来改变了她整个精神状态的机构：手牵手工友活动室。
在手牵手工作人员的帮助下，小岚如愿辞职，拿到了属于自己的劳动报酬。这次经历让小岚放下了内心的防线。但即便如此，如惊弓之鸟的她还是继续在群里观察了半年多，才真正参与了人生中的第一次义工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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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天好多人啊，把我吓到了。”小岚回忆说。那时候，工作人员组织大家玩游戏相互认识。“自我介绍的时候，我声音很小不想说话，基本上是之前和我联系的工作人员帮我说的。”
花了一个半月，小岚才慢慢放下戒备，开始对这群热情、友好的人产生信任。她也开始和人聊天，开始交朋友。
“我会和手牵手的伙伴们一起学习劳动法知识，一起做外展，给路过的工友做劳动法知识普及，一起发报纸，一起去探访工伤工友。”回忆那段时光，小岚连说话的语速都轻快了很多。
也就是那段时间，她内心里想要自杀的念头在慢慢消解。她看到工友们在义工的帮助下追回欠薪，她看到遇上家庭暴力的工友们在大家的团结互助下脱离险境，她和大家一起探索作为一个女工人所经历的性别歧视和自我成长，她结识了可以真心信任的朋友——也是和她一起共同进退，助人互助的好伙伴。
然而好景不长，就在小岚重拾对人生的期望时，这个机构却因为各种众所周知的原因被逼迁，直至关停。
手牵手搬走那天，小岚向工厂请假想去帮忙。工厂不批假，伤心又着急的小岚和主管大吵了一架，辞职了。在小岚看来，工作在哪里做都一样，这份工丢了再找一份就是了，可是这么好的机构，关闭了就很可能再也找不到了。
尽管工友们尽力争取，手牵手工友活动室最终还是关闭了。她很崩溃，失落地离开了深圳。
“从那以后，我的抑郁情绪又开始反复出现，甚至比去手牵手之前还糟糕。”
小岚努力地寻找下一个“手牵手”。她辗转广州、深圳各个有类似的公益机构的地方，也认识了不少工友，但是她始终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待很久。
“她是一个浪子。”周围的朋友都这样形容小岚。
就在我们访谈的几天后，她又离开了这个她待了不到半年的地方。她说：“我会先在广州待一阵，之后也有可能会回家，但是也不能确定……在深圳每天上班的时间很长，工资却很少，花了很多钱租房，洗手间很脏，不通风，还会有臭虫……我不觉得这城市的公交车、现代化和我有关系，我的生活轨迹就是从工厂到出租屋。那些高楼大厦让我觉得压抑。”
在她离开深圳的前一晚，我们去唱K。平时她很少肯开口唱歌，那天她唱了张震的《再见》：
我不能答应你，我是否会再回来，不回头，不回头地走下去……
这个22岁的资深打工女孩哽咽地唱完这首歌，准备迈进下一阶段的人生冒险历程。
生活给人出了很多难题，再多的理论框架也无法为我们提供解决这些难题的答案。人总是细腻而复杂地和身边的一切发生联系。家庭被认为是打工者首要的社会支持，却总有可能因为教育、沟通、文化习惯等因素，成为情绪压抑的源头；友谊虽然被人歌颂无数遍，但如缺少共同价值观和诚恳真挚的互动，也会无可避免地成为伤害心灵的刀刃。
而这些真诚地服务工友的机构，默默地牵着工友的手在陌生的打工城市中闯荡，成为工友们最坚实的精神支柱和心灵港湾。团结友好，互助互爱，用集体的火光照亮每一个孤独的心灵。
可惜TA们的贡献却常被忽视或误解。被消失的工友服务机构，甚至慢慢地在被遗忘。
＊参考文献《社会支持和精神健康——基于广东六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调查》，张蕾，常媛媛，《西北人口》2014年第5期 第35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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